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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发布时间:2014/10/14 14:51:07   来源:万博体育app   浏览次数:847
 

2014年3月·《孔子文化研究》二期稿件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中华儒学会   柳河东)

 

关键词:董仲舒  政治儒学  理论体系  历史贡献  现代意义

 

公元前142年,大汉王朝建国65周年,汉武大帝刘彻登上了最高政权舞台;公元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3周年,习近平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历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情形——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有似于西汉初年。儒学发展史上呈时隐时显的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本文通过简述政治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脉胳显现,对董仲舒在政治儒学发展中的理论创化分析,探研董子政治儒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贡献和现代意义,以期对政治儒学的未来创化发展和应对当前现实政治难题做些建言和思索。

 

政治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中的一条重要脉胳

 

儒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的五个重要时期:一、原始儒学期,即尧、舜、禹、夏、商、周时代的儒学原始萌发时期;二、原典儒学期,即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学术形成时期;三汉唐经学期,即秦、汉、魏、晋、隋、唐时代,儒学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之优长而创化发展的新儒学时期;四、四朝理学期,即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儒学继续吸收佛教、道教文化及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而创化发展的又一新儒学时期;五、当代儒学期,即自1919年以来儒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应时而起,大开大合,勇敢地吸收马列主义、现代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文化、西方自由思潮等东西方文明的一切优长,融会贯通,强健自我,正在建构、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世界现实生活和未来历史创造的第五期新儒学时期。

在这五期发展中,儒学呈时隐时显的两条主要脉胳:一条是被称之为“孔孟之道”的心性儒学,原典儒学期孔子之后表现为思孟(子思、孟子)学派;在四朝理学期,以理学、心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影响近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当代儒学期的港台新儒家接续宋明理学、心学传统,融合现代西学开创了以心性儒学为实质的现代新儒学。一条是被称之为“周孔之道”的政治儒学,在原始儒学期为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为原始王道政治,主要特点是圣王一体;原典儒学期,孔子既有短暂的成功政治实践,也有周游列国矢志推行王道仁政的努力,孔子之后表现为卜荀(卜子夏、荀子)学派,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荀子主张“隆礼重法”;汉唐时期,以经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有了成功发展,董仲舒为之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奠基性、实践性贡献。

心性儒学重在修己、成己,强调“学贵践履”,致力于“格致诚正”的内圣之道,追求道德理想。政治儒学重在成人、安民,强调“经世致用”,矢志于“修齐治平”的外王之道,追求王道政治理想。由于心性儒学在近千年来宋明理学、心学上的辉煌成就与港台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以及近现代以来儒学被妖魔化,常被曲解为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封建专制思想和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因此,政治儒学近代以来长期不被重视。清末,康有为在政治儒学发展上有所探研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阵营中蒋庆先生首倡政治儒学,受到社会一定关注,有渐热之趋。

 

董子对政治儒学发展的理论贡献

 

新万博狗万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需求以儒家“德治、仁政、王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以春秋公羊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前所未有、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性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将政治儒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董子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立学之基:春秋公羊学的儒家义理体系

(二)实质: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仁政礼治)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王充言)。

(三)四大精要:

1.政治理想:正而天下和美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正朝迁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汉书·董仲书传》)

2.政治哲学:“天人感应”

将儒家天命论、天道观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互相感应的统一体,建立“天人感应”论。

“天”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赋于道德属性,成为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君权天授”和“君权神圣”立论。

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为“灾变谴告”和“君权天制”立论。

3.政治伦理: “三纲五常

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基本政治伦理原则。

4.政治主张和对策:“天人三策”

对策一:承天更化。汉继秦兴应进行“更化”,承天意行王道,“任德教而不任刑”,“去其陈迹而崇教化”,修饬“五常之道”。“五德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对策二:养士求贤。“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要求百官“贡贤”、“尽心于求贤”。“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汉书·董仲书传》)

对策三:尊儒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以持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书传》)

(四)四大特点:

经学化,保持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和义理内核,坚守根基,不变风骨。

伦理化,形成了儒学的“五常”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实践性、生活性、经世致用性。

神学化,大胆吸收时代影响较大的阴阳、五行、宗教天命等思想,为我所用,实现了优强联合,体现了其开放的学术胸怀。

权威化,适应汉初 “大一统”的时代政治思想需要,取得独尊地位,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通过“四化”形式推动儒学理论革新,深入政治实践。

 

董子政治儒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贡献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刑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一)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源於阴阳、五行家的形上学根据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君权天授”、“君权神圣”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有力论证。同时,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五德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三纲五常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和神学依据,使其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增强了权威性和说服力。“三纲”由于强调主体对于从属体的绝对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固巩了封建王朝政权,促进了国家长治久安,避免国家分裂引发战乱带给人民的生存之危胁、生活之痛苦,在宏观上保障了民生。

(二)新万博狗万对抑制王权、官僚特权,保障民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皇帝至高无上,随心所欲施展王权,另一面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掠夺兼并土明争暗抢社会资源,农民等弱势阶层利益不保,阶级矛盾日益剧烈。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政治儒学一方面讲王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以“灾变谴告”和“君权天制”论,对王权进行限制,用圣人和天意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对不仁道的王权进行抨击和进。五常之道中“仁、义、礼、智、信”的推行,兴学养士求贤之策的实施,正直仁义士大夫的涌现,以及在董子政治儒学主张框架下提出的“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节约民力保证农时等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僚、贵族、侯王封建特权,保障了平民利益,有效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稳定。

(三)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示,影响、造福中国和中华民族近两千年。

以“天人感应”进行哲学、神学立论,以“三纲五常”进行伦理化的董子政治儒学一经汉初政治实践便取得了极大成功,很快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整个社会的欢迎,基本思想和模式一传就是近两年。原因何在?外裹着经学、伦理、神学、权威形式,而实质在行大一统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明,是符合人道(人事规律、社会规律)、天道(自然规律、宇宙规律)的政治智慧。能延续近二千年之久,保障和促理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就足以说明了她的优秀性。中国的古人一点不比我们今人笨,不优秀的话,早就将之丢弃了。过去左倾主义盛行时所批判的儒学是专制的“帮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仁治王道政治中包涵有很强的民主性、法制性。

 

现代意义和启示

 

公元前142年,大汉王朝建国65周年,汉武大帝刘彻登上了最高政权舞台;公元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3周年,习近平成为新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历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情形——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有似于西汉初年的状况:

一、经济繁荣后,新的社会问题、矛盾出现。

汉初,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过大,阶级矛盾突出。长期的“无为而治”和鼓励发展生产经济,忽视礼乐文化教育,倒致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不仁、不义、不礼、不信现象剧本增。

当前,资产吞并严重,收入差距过大,不和谐音符增多。以经济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倒致市场功利主义渗透到了各行各业,腐败屡禁不止,市场假劣为多,社会诚信缺失,国民精神空虚,道德水准滑坡,不稳定因素激增。

汉代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佛教传入,道教产生,都在汉代。表明当时社会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急切需要和适宜环境。

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危机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层面出现了巨大真空,各种外来文化乘虚而入,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合法或不合法、正规或不正规地迅速发展,学界、民间“儒教”主张的声音也渐强了,并有出现了实践层面上的运作。

二、结束了旧的生产关系,新建立起的生产关系趋于稳定,需要与之对应的新的上层建筑、新的意识形态。

汉初,要求建立不同于贵族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新的上层建筑。摒弃秦政“严刑竣法”的法家思想,更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用兼容并包的新儒家思想。

当代,要建立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上层建筑。彻底结束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意识形态,基本完结了改革时代的变革意识形态,需要能够兼容并包的和谐意识形态。

三、国际形势惊人相似,皆压力不小。

二千多年前,西汉王朝面对的是匈奴威胁;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新中国面临的是南海问题、新的列强环伺。

现代意义和启示: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2008年11月21日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文讲,“实事求是地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体系结构的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儒学是融通的,是割裂不开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可从中窥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探讨上的开放、大胆,以及势不可挡的一种新趋向。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考察山东曲阜孔府、孔子研究院,亲自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评价习近平“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习近平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不是对立的,是互补的、能够兼容的。

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现状,有似于当年汉初“黄老道学”难以应对国家转型后面对新问题新形势的情形。现实中国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产生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后二十年:面对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第二次伟大飞跃产生在上个世纪末二十年:面对阻碍中国开放、改革、富强的关门主义、唯心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邓小平理论,走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第三次伟大飞跃将在当下:实现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智慧(王道政治)与现实政治秩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现代政治文明(民主与法制)的有效对接,指导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长治久安政治轨道。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更大包容性,有进一步中国化,充分吸纳政治儒学优秀成份(王道政治)及当代儒学最新成果的勇气。

与此同时,政治儒学在未来要有所发展、有所建树、有所作为,需要当代儒家学者有董子冲破传统束缚、吸纳百家的创新勇气和学术胸怀,大胆吸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内的当代一切文明之优长和精华。

政权稳定与政治强健是国家最大的软实力所在,也是民族和人民最大的福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国际威胁皆不足惧。而政权稳定与政治强健的最大基础在于有强有力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做支撑。我们坚信拥有数千年优秀文化基因的当代政治儒学能够为对治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国际难题做出出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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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春秋繁露校释》,钟肇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李振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儒教史话》,加润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董学探微·前言》,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政治儒学》,蒋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徐复观,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再造现代君子国度——兼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定位和建设》,柳河东,国家文化部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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